1969年春季，上海，在九大代表名单的酝酿中，音乐界并不被广泛关注的于会泳被突然推向了政治舞台。他曾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和教学，最终在文化部担任部长，人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。于会泳出生于山东，从早期的音乐教育到后来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，他在上海音乐学院等地工作，对民族唱腔有深入的理解，能够将传统音乐转化为现代艺术表达，专业上确实卓有成就。

然而，随着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到来，艺术的评价标准被政治化，江青将革命现代戏视为文化斗争的重要手段，其意图通过少数样板剧目建立统一的舞台美学。这使得于会泳的一些观点受到关注，江青邀请他与张春桥见面，明确表示需要他的才华，这一决定改变了于会泳的艺术与权力关系。

有趣的是，于会泳并非擅长社交的人，他性格内向，但迅速适应了当时文化领域的政治环境。对于江青来说，他不仅懂得音乐，还能将艺术问题转化为政治语言，而对于张春桥等人而言，他是推广样板戏的合适人选。在上海期间，于会泳参与了《海港》《智取威虎山》等样板戏的音乐制作，这些作品在技术上取得了成功，但却在政治语境中带来了负面后果。

随着样板戏的地位逐步上升，于会泳的角色也从单纯的音乐工作者转变为文艺政策的执行者。1969年4月，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，并在之后担任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，政治地位大幅提升。在那段时间里，上海文艺界气氛紧张，许多艺术家因不同原因遭受打击。于会泳处于权力中心，参与了对文艺创作的审查，这使得他成为复杂局面的参与者，无法仅以“只负责艺术”来脱身。

1973年，他成为中共中央委员，1975年出任文化部部长，昔日的民族音乐研究者最终步入了文化管理的高层。然而，他并未脱离原有的政治定位，继续维持着当时的文艺秩序，并且其工作受到江青等人的强烈影响。虽然获益于这套体系，但权力的笼罩并未给予他安全感。

1976年，随着周恩来、朱德、毛泽东的去世，政治局势急剧变化，江青团伙被查处。于会泳随即被免去文化部一切职务，接受审查，丧失了之前的政治保护，其权力与声望的基础迅速崩溃，随之而来的是对其在文艺整顿中责任的追究。

1977年9月，于会泳在隔离审查期间选择了自杀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他的死亡有着悲剧性色彩，然而不能将其简化为一个艺术家的失败。于会泳的遭遇反映了权力与专业的复杂纠葛：虽然音乐才能使他崭露头角，但其政治选择却令这份才能被利用，最终将他推向无法逃避的深渊。